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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間諫客

新啟蒙公民參與立法研究所民間學者熊偉

2012-08-16 閱讀(156037)| 評論(0)

編者導語:

熊偉——湖北人,大學畢業(yè)后在湖北荊門熱電廠當過工人,還有過近10年的記者生涯,F(xiàn)居北京,是一名致力推動公民參與立法的民間學者,2005年成立新啟蒙公民參與立法研究所。他最關心、研究最多的是“三農(nóng)”問題,用4年時間完成了《村民委員會選舉法》立法建議稿,并一直努力推動這部立法建議稿能成為真正的法律。

 

熊偉在2005年底成為一個專業(yè)的民間立法參與者
 

 
熊偉的房間被十幾個書架占據(jù)著,觸目皆是書。他也以讀書人自居,“除了讀書,就是上網(wǎng)。”這是他生活的日常狀態(tài)。每年的全國“兩會”前后,是他最忙碌的一段時光。他要不斷在網(wǎng)上與民意碰撞,思考,并將它們形成具體的建言,呈交給全國人大代表,在獲得他們的支持后,轉(zhuǎn)化為議案與建議,完成一次民意與立法者的對接。

 

新啟蒙公民參與立法研究所,熊偉在2005年底創(chuàng)辦了這個民間機構(gòu),成為一個專業(yè)的民間立法參與者。在此之前,他以媒體人身份踐行這項事業(yè)已有7年之久。

  

熱電工人“不敢忘憂國”

  

熊偉身上帶有強烈的平民氣質(zhì),圓頭圓臉的他看上去有些憨直,微曲的頭發(fā)未經(jīng)打理,他不太修飾自己的邊幅。1990年,他畢業(yè)于湖北荊門職業(yè)大學政治歷史專業(yè),成為荊門市熱電廠一名普通工人。但他并不“安分守己”。

  

很多年以后,向記者回溯起自己似乎與生俱來的家國情懷,他仍不知該做如何解釋。“很多人問我,我也不知是為何,大概就是一個樸素的想法:推動國家進步,每個人都會受益。”

  

1996年,這位內(nèi)地小城的熱電工人,開始寫建議書。這份洋洋萬言的建議書,提了包括“修改刑法打擊拐賣婦女兒童”、“印煙酒專用發(fā)票以控制公款消費”、“發(fā)行教育國債”、“三峽工程要防止恐怖活動襲擊”等二十多項建議。他先后郵寄了數(shù)次,內(nèi)容略有修訂。

  

萬言書的標題,是“位卑不敢忘憂國”。這位“憂國憂民的熱血青年”相當執(zhí)著,他又再寫一信說:如果不回信,我去法院起訴你。

  

熊偉沒有起訴,因為他很快收到國家信訪局的回信,上面說:依據(jù)歸口責任原則,這些建議都轉(zhuǎn)交給了有關部門。

  

兩年后,熊偉接觸到了湖北省人大的一位工作人員,他表達出對熊偉的好感,并建議可通過全國人大代表轉(zhuǎn)交建言。通過這位朋友,熊偉認識了湖北籍九屆全國人大代表梁建國。這是熊偉第一次接觸全國人大代表,他把自己的一些建言整理給了梁建國。

  

梁建國之外,熊偉又找了幾位湖北籍全國人大代表,他也嘗試著搜尋外省代表。“那時找代表極其麻煩。沒有電腦,誰是全國人大代表也不知道,只有一個名字,連他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。”熊偉說,他去圖書館翻看兩會期間的報紙,將報道中出現(xiàn)的代表工作單位記下。除此之外的另一個途徑是,從民主黨派中央委員名錄里,找尋全國人大代表。然后,再通過114查詢代表的工作單位地址,郵寄自己撰寫的建議書。

  

他記得,自己從民主黨派中央委員名錄中找到70多位全國人大代表,一一寫信,但只收到兩封回信,告訴他已把材料轉(zhuǎn)給全國人大,其中一個還留了電話。這令熊偉相當振奮。

  

1999年,他決定自費隨全國人大湖北代表團坐火車進京,讓自己的思考給更多代表知曉。

 

從分不清“議案”、“建議”開始

  

湖北代表團住在北京城的湖北大廈內(nèi),熊偉找了附近一個地下室安置了自己。他的任務是,把自己的建議打印成冊,交給盡可能多的代表,轉(zhuǎn)化為全國人大議事堂內(nèi)的文本。

  

“我那時根本不知道什么叫‘議案’、‘建議’。剛開始,我把20多個建議混在一起,寫了厚厚一本,給了一個全國人大代表。那位代表說:能否選幾個遞交。我說:最好是全部。我不知道,‘建議’的規(guī)范是一事一議。”熊偉說。

  

1999年,熊偉見了不少湖北代表,還有七八個外省籍代表。他選擇代表的標準是,他們來自基層,非官員。這些代表給熊偉留下深刻印象,因為較此后幾屆代表,他們更好打交道。

  

1999年于熊偉而言是重要一年。他第一次在皇城根兒感受兩會的氛圍,這一年,愛讀書、愛思考、愛寫作的他也成了《湖北經(jīng)濟報》的一名采編人員,編輯“讀書”與“文摘”版面。

  

他每一年的全國兩會,仍然準時出現(xiàn)在北京城的地下室里,漸漸積累了越來越多的媒體和代表資源。這樣兩地奔波的行程,在2002年終結(jié),彼時他加盟北京《中國改革》農(nóng)村版,開始有更多機會深入農(nóng)村調(diào)研。

  

熊偉與人大代表的合作,不僅局限在“兩會”期間,也不只體現(xiàn)在政策與立法建言。他有時會與代表一起,進行個案監(jiān)督,2002年,他們曾一同去浙江調(diào)查村委會選舉涉嫌舞弊事件,并把一個被關押的村民“解救”了出來。有時在“兩會”期間,他也與代表合作,就個案監(jiān)督提“建議”。

  

人大代表個案監(jiān)督,在中國仍存爭議。熊偉也坦承,現(xiàn)在全國“兩會”已經(jīng)基本不再允許個案監(jiān)督了。

 

“如果全國有500個我這樣的人”

  

與人大代表的合作并不總是一帆風順。也有難堪的時候,譬如有一次,他接連給一位相識的湖北籍全國人大代表下榻的賓館打電話,另外一個代表接過電話,斥責他總打電話影響代表休息。

  

“要平常心,不要怕碰釘子,找100個代表,有10個聯(lián)系上就夠了。”熊偉說,“也有利用我的人大代表,福建一位代表收到我的建言,說很好,還讓我做了進一步的修改。但來京后卻不愿見我。有的代表專門打電話讓我?guī)退麑?見面后對我說:不要在外面說。”

  

其實熊偉非常低調(diào),并不對外宣揚哪些代表與自己進行了合作,除非這個代表已非現(xiàn)任。他有時表現(xiàn)得似乎過分謹慎,總擔心自己撰寫的建言,一旦曝光,就會在人民大會堂內(nèi)受阻。

  

2007年的時候,熊偉花了很長時間,搜集到十屆人大近3000名代表5年來所提的5000多件議案的名目,自行做了統(tǒng)計,并對代表履職情況做了排名。他得出的結(jié)論是:有約2000名人大代表5年間未曾領銜提出過一件議案。而前20名人大代表領銜議案的數(shù)量,占總數(shù)的70%以上。

  

去年全國兩會之前,熊偉給六七十個基層全國人大代表群發(fā)了短信,大意是:十屆人大有2000人沒領銜提過一件議案,希望今年你們能提議案,可以和當?shù)厝舜蠹罢ㄖ妻k聯(lián)系,他們或許可以協(xié)助你們。

  

“有人表示感謝。有人不理解。后來我碰到一位王姓代表,他說:你憑什么要把不提議案的代表公布出去?知不知道這是我們?nèi)舜蟠淼碾[私?”熊偉說,還有一位人大代表,希望他能幫忙“提供個議案”,在熊偉提供之后,又嫌過于尖銳,但后來她很不高興地對熊偉說:聽說你要公布不提議案的代表名單,是不是?兩人的合作遂告終止。

  

這些小插曲并不影響熊偉的熱情?傆幸环N被吸納的感覺激勵著他前行。“我印象最深的是2001年,我與人大代表合作的兩個意見被正式列為‘議案’,一個是關于修改刑法打擊拐賣婦女兒童的規(guī)定,一個是修改審計法。”在2001年,一個代表團一年也只有幾十個議案,一個人大代表給他打來電話,很興奮地告訴這一消息:“很了不起,有很多代表好多年都沒有列入正式議案,你一年列入兩個。”

  

更大的動作在2004年,他找到11個省的全國人大代表,分別提出關于制定村民委員會選舉法的議案。議案需30名代表以上聯(lián)署,他共獲得400多代表的簽名支持。“這是全國人大就同一主題議案提出人數(shù)最多的個案。”

  

熊偉沉浸在推動社會進步的想象中,他為此踐行,從未有過動搖。2005年,他退出媒體圈,創(chuàng)辦新啟蒙公民參與立法研究所。不過,資金始終是困擾他的一個難題。“我付出更多吧,投入了很多錢。我和人大代表合作,他們不會提供資金支持,我需要尋找另外的途徑。”熊偉說,他現(xiàn)在沒有基金會支持,現(xiàn)在的收入主要靠參與北京大學一個土地研究課題組、在媒體發(fā)表文章的稿費和朋友資助,但金額都很少。

  

雖然也對自己同道甚少而心戚戚然,但他并不認為自己這種行為不具備可復制性。“如果全國有500個我這樣的人,結(jié)果會怎樣?”他常常這樣說,目光堅毅果敢。

 


這個社會不需要你出人頭地,不需要你承擔風險,但需要你有是非感,F(xiàn)在很多人是非不分、善惡不分,這是很可怕的事情。


有些人覺得生活就是柴米油鹽,我說一句不客氣話,這是豬的理想。如果每個人只想著柴米油鹽,這個社會就完了。溫家寶總理說人需要仰望星空,我想我最不缺的就是仰望星空的能力。

  

對我來說,人生的成功就是推動公民參與立法。人人都像我這樣思考,顯然是不現(xiàn)實的。這個社會不需要你出人頭地,不需要你承擔風險,但需要你有是非感,F(xiàn)在很多人是非不分、善惡不分,這是很可怕的事情。

 

位卑未敢忘憂國

  

我覺得真正影響我這一生走向的不是父母,而是閱讀。我有一個姐姐、一個弟弟,他們和我走的道路完全不一樣,就是過著有工作有家庭有小孩的人生,不像我,整天為國家的發(fā)展想很多事情。

  

我從小就愛看書,在閱讀中找到了屬于自己的世界。有四本書對我影響特別大:一本是《集郵和我的生活道路》,一個外交官寫的,講述他外交官經(jīng)歷中了解的各國風俗人情和郵票掌故;其他三本是成功者的傳記,一本介紹上世紀80年代一個企業(yè)家改革的故事,一本介紹克萊斯勒創(chuàng)始人的創(chuàng)業(yè)故事,還有就是徐悲鴻妻子寫的《徐悲鴻的一生》。這三本書講的都是如何創(chuàng)新、如何不斷努力、如何不達目的誓不罷休,最終成就一番大事業(yè),給我影響很大。

  

高中開始,我就想干一番事業(yè)。當時,我特別想掙很多錢,就能干很多事情,比如搞一個行走全國的汽車隊。大學畢業(yè)后,我在家鄉(xiāng)的熱電廠做工人,發(fā)著高燒還給工廠提合理化建議,一手打吊針,一手寫字。但廠領導沒有什么反應。

  

1996年,我給一位中央領導寫了一封建議書,題目是“位卑未敢忘憂國”,提出如何打擊拐賣兒童婦女的犯罪行為、三峽工程如何防止恐怖襲擊、中紀委應該在全國設辦事處等二十多條建議,有一萬多字。我連續(xù)投遞了四次,都沒有回復。后來我寄了一封信給這位領導,表示再沒有回應的話,就起訴他。我認為給中央領導寫信是憲法規(guī)定的公民權(quán)利,不管他們是否采納我的建議,收到信都應該給予回復。后來我收到一封掛號信,說我的建議書已經(jīng)轉(zhuǎn)給相關部門。我當時的確有點幼稚,如果我知道每天有這么多人給中央領導寫信,就能理解他們無暇給我答復。

 

我在熱電廠的時候,自費訂了20多種全國的法制類報刊。我對法律感興趣,但并不想把法律作為職業(yè)方向,以此掙錢,我只是想做一些推動國家進步的事情。我只是希望自己的想法和建議能夠被政府采納。我朋友說過,全國13億人可能只有你在做某一個事情。確實,有些事情除了我,是沒有人做的。

 

以我的智慧做生意早成功了

  

當年,父母希望我回老家的熱電廠做工人,原因很簡單,熱電廠的效益非常好。直到現(xiàn)在熱電廠還是一家效益不錯的企業(yè)。如果我沒離開,應該和同事們一樣,每天忙忙碌碌,娶妻生子,平淡地過一輩子——那就是另一個熊偉的人生了。

  

我肯定愿意選擇做現(xiàn)在的熊偉。因為現(xiàn)在的我可以推動國家的立法,可以提出很多推動社會進步的設想,這是一個光榮的事情。我現(xiàn)在活得更加充實,更加有價值。我當然不是為了名利,如果為了名利,我早就去做生意了,以我的智慧做生意早成功了。

  

我從熱電廠辭職,到武漢做媒體,工作之余,想到了與人大代表聯(lián)系,通過他們轉(zhuǎn)達我對法制建設的一些建議。我買了一本書,《各民主黨派中央委員會委員名錄》,按照書上公布的資料,一個個給他們寫信。六十多個人大代表,只有兩個給我回復。有一些媒體的朋友質(zhì)疑我做無用功,我舉了很多的例子回應他們,事情是一步步來的,如果有的事情要用5年時間去推,那么一切就從現(xiàn)在開始計時。他們的質(zhì)疑從來沒有讓我懷疑自己的能力,我只是有時會懷疑自己在做的東西是否有價值。

  

1999年開始,每年開“兩會”我都會去北京,把我的有關立法的建議書遞給一些代表。我不光找湖北省的人大代表,還找別的省份的代表。有代表覺得我這個人很熱心,提的建議有可行性,就幫我介紹其他代表。我一個個給他們打電話,慢慢地,和我合作提出議案的代表越來越多,本屆起碼有上百人。我相信大部分人大代表都是真心想幫人民說話的。

  

我是一個比較謹慎的人。比如說跟哪個代表聯(lián)系、有哪些提案,輕易不說。我有很多秘密,不會和任何人說。畢竟,推進立法是一個比較敏感的事情。

 

生存問題我絕對不會擔心

  

我經(jīng)濟上最困難的時候是2002年,當時才到北京,要花錢的地方很多,我自己卻沒有收入。經(jīng)濟窘迫的時候,父母、朋友都會支持我。朋友們每次給我?guī)浊г闹С,說不用還了。我肯定不好意思,以后有錢了,肯定要還給他們的。

  

我一直不在乎錢。才來北京時,《中國改革》(農(nóng)村版)的領導問我是否愿意加入,我說只要你們真心為農(nóng)民做事,我就愿意加入,錢多錢少不重要。我喜歡一群人在一起激情做事的感覺。記得有次做版搞了一個通宵,根本不覺得累,早上結(jié)束工作走出辦公室,陽光很好,明亮地照在臉上。我想起了一句話:陽光打在你的臉上,照在我的心中。我當時和朋友說,我的下半輩子是要交給農(nóng)民的。

  

生存問題,我絕對不會擔心,我個人所需的生活費用是很低的。一個月生活費不到1000元,房租2000元左右,其他沒有什么開銷。我不會在北京買房子,只會租房住,但我對抑制大城市房價上漲有一系列看法。唯一讓我想多掙點錢的動力,就是我想讓父母生活得更加幸福。我想我可以去做一點文化的事情來掙錢,比如編書或者寫作。

  

我至今單身,是沒碰到合適的人吧,或者正好對誰有感覺的時候,我的事情太多了顧不過來。有時在外面跑一圈,回來就怎么都不想動了。和事業(yè)比起來,個人問題總是可以放一放的。養(yǎng)老問題?我不擔心,我身體還行,不抽煙不喝酒,生活有規(guī)律又不打麻將。圖什么?最在乎的肯定是國家的進步。我現(xiàn)在成立了一個NGO,可以申請經(jīng)費。2006年開始,我基本上在做NGO的課題,世界銀行給了4萬多元,其他組織給了8萬多元,差不多就這些。以后每年申請一個課題,有10萬元,這一年經(jīng)費就夠了。

  

男人之間,確實會比較,比誰的事業(yè)更成功,而不是把錢財作為唯一的衡量標準。我覺得公民參與立法能夠成為社會的共識,這就是我的成功之處,因為我一直在呼吁公民參與立法。如果能做到以憲治國,我們的國家就能成為一個法制國家,這是我最大的理想。到時候,我肯定不想當官,我要退休,可以和朋友們?nèi)ワL景優(yōu)美的山區(qū)隱居,或者去大學當老師。我相信到時候,大學招募老師會量才而用的。

 

采訪手記

 

在熊偉的描述中,他一天的生活,除了吃飯睡覺,其他時間都與國家命題有關,他永遠在看書、思考,然后奮筆疾書,先天下之憂而憂。

  

據(jù)媒體報道,熊偉住在圓明園附近的紅磚平房里,一個菜吃一整天。他到屋外上公共廁所,在公共澡堂洗澡,生活拮據(jù),不時需要朋友接濟,可是他卻有著豐富的藏書、豐富的夢想和豐富的心靈世界。

  

現(xiàn)代社會,人們抱怨物質(zhì)生活壓力把夢想的空間逼仄到無限小的地界里,而熊偉給我們展示了另一種極端的生活可能。這個務實到極致的社會,是需要一些熊偉的存在的。

來源:一覽英才網(wǎng)   編輯:潘勇  標簽: 咨詢司法  立法研究所  民間學者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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